客座評論：中共大興調查研究或淪為形式主義秀
2023年3月24日
（德國之聲中文網）3月19日，中共當局印發了《關於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決定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方案對調查研究的內容、方法步驟、工作要求等做了詳細部署。很多人看到這個中辦文件，馬上想到1961年毛澤東也曾在黨內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歷史看來驚人相似，60年過去，習近平也這樣來要求全黨。
在中共體制下，如果最高領導人大張旗鼓地要求全黨做某件事，總讓人有種不妙感覺。兩次在黨內大興調查研究，也確實如此。61年那次的背景是，1958年到1960年由於毛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路線，導致三年大飢荒，幾千萬人餓死，這在和平年代是無論如何不可原諒的。因此，即使百姓因為愚民政策的洗腦和官方訊息的封鎖，不起來造反，在官僚隊伍內部，但凡有一點點良知，也看不下去，對毛的路線和政策會產生嚴重質疑，進而損害毛的一貫無比正確的形象。毛此時在全黨號召大搞調查研究，就是要解決這個迫在眉睫的飢荒問題，否則，飢荒再蔓延，再老實的農民也會起來反抗。
毛澤東的好學生
今天，某種程度上又在重複歷史。當然不是說中國再次出現了大飢荒，但同樣面臨著因為國家發展的指導思想和路線以及政策錯誤而導致的嚴重困難。習雖然獲得第三次連任，建立起了一個完全聽命於他的新政府，然而，過去三年的動態清零，以及習的極權，讓中國的經濟和外部發展環境面臨著改革以來最嚴峻的局面，幹部隊伍因為害怕被清算乾脆選擇躺平、無所作為，民眾怨聲載道，官民關係緊張。習的高大上形象也跌落神壇。在這種狀況下，他也想通過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走出困境。可見，習不虧為毛的好學生，遇到困難總能在毛那兒尋找靈感。
中辦文件對此倒也沒有迴避。方案中有一段話點出了為什麼要在今年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國內改革發展穩定面臨不少深層次矛盾躲不開、繞不過，各種風險挑戰、困難問題比以往更加嚴峻複雜，迫切需要通過調查研究把握事物的本質和規律，找到破解難題的辦法和路徑。」現在的問題是，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這麼興師動眾大搞調查研究能否起到效果，會有多大效果。
1961年的調查研究，客觀地說，還是起到了不錯的效果，對毛的大躍進有所抑制，人民公社化的過激行為得到糾正，農業恢復增長，大飢荒得以緩解。但今天中國的政治環境和1961年畢竟有很大不同，首先，毛由於大飢荒的權威受損，在中央採取退守態度，他那時的話在高層不怎麼管用，中央一線由劉周鄧主持，這使得調查研究能夠接觸真實狀況，幹部敢講真話。其次，當年的中共官員，多少還殘存一點理想主義，講究群眾路線，在情感上並不排斥百姓。
然而今天這兩個方面都不存在。習雖然權威受損可權力沒有受損，黨政軍大權死死掌控，在一線指揮百官。這次調查研究，中辦文件要求以習思想為指導，深入學習領會習關於調查研究的重要論述，學習習關於本地區本部門本領域的重要講話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運用習思想的世界觀、方法論和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進行深入分析、充分論證和科學決策。部署的12個方面的調研內容，第一條也是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和習對本地區本部門本領域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主要情況和重點問題。另外，在黨的幹部隊伍中，普遍存在等、靠、要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比61年不知要嚴重多少，對百姓的感情更是蕩然無存。有鑑於此，此次大興調查研究能否取得多大效果，是要存疑的。
誰敢說真話
事實上，由於現在訊息的發達和獲得的便利，要說官員們不瞭解中國的真實狀況，是不太可能的。習本人大概率不瞭解，因為無人敢對他說實話。所以如果真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無需作為一個政治任務部署下去，在黨內做表率提倡敢說真話，下面的真實情況，全國的真實情況自然會報告到各級領導幹部和最高決策層。雖然中辦文件也提到，調查研究必須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聽真話、察實情，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報喜又報憂，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但如果習還是照舊好大喜功，高高在上，脫離群眾，聽不見真言和忠言，給敢提意見的官員小鞋穿甚至當作政治異己，那上行下效，也就無人敢說真話，只報喜不報憂了。
不僅如此，很有可能，本來是通過調查研究，讓幹部重回中共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精神，反而演變成一種形式主義。方案也想到了這個問題，要求幹部調研輕車簡從，不搞層層陪同，避免扎堆調研、多頭調研、重複調研，力戒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不搞作秀式、盆景式和蜻蜓點水式調研，防止走過場、不深入，並嚴肅問責。但任何一種任務，只要帶有政治運動的成分，從來是擺脫不了淪為形式主義的，何況，當下的唯上不唯下，唯領袖正確的政治體制和政治氣候，根本杜絕不了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
故而，在這種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壓力下，往好一點講，也許會糾正政策制定中的某些失誤，部分緩解干群關係的緊張，可要想通過調查研究找到破解當前困境的靈丹妙藥，則斷無可能。
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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