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中國特色的非典效應

文章讚揚說，中國最近幾周動員全部力量抗擊「非典」堪稱第三世界的楷模，但如果把此看作是中國體制的優越性，那就忽視了問題的另一面，這就是：恰恰是這一體制導致了疫情的大規模發展。文章寫道：

「新華社的全月新聞摘要就像萬花筒一樣，可以折射出今日中國的現實。例如，二月份的報導是，中國將在今年實現發射載人宇宙飛船的計劃，中國缺少120萬中學教師以及中國的新一代『麥當勞青年』在勞動市場上面臨巨大困難等等。我們看到的一方面是一個想加入國際航天高級俱樂部的國家，另一方面這個國家卻在最基本需求方面要克服嚴重欠缺！在這樣的背景下，應把『非典』危機看作是中國發展過程中更為危險的兩極分化的徵兆。

無論中國和國際媒體做出多大規模的報導，從正確的角度來看，危險的『非典』只是一個邊緣現象。長期以來，特別在社會和生態戰線，中國面臨更為巨大的挑戰，而老一套的反應機制大多是掩飾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這一機製造成了『非典』的擴散，在巨大的國際壓力下，最終才得以克服。」

文章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領導人經歷了從革命魅力到技術能力的轉變，這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進步。但是，今天的領導人沒有毛澤東等國家創建者的凝聚力，一旦出現災害或社會動蕩，這個問題就會演變成危險。所以，中國有遠見卓識的改革派早就看到，必須以法制國家代替領導人個人的合法性，才能建立牢固的政治基礎。文章接著寫道：

「中國自末代皇朝結束以後就沒有能建立一個達到即使最低程度的透明度要求和具有外部監督的政府和管理機制。一種由極權主義和家長式管教相結合的指導思想決定了統治者對待公民的姿態。這在國家發布的不可靠的訊息和統計數字中得到了顯著的體現。

對投資中國持十分積極態度的經濟界代表人物也把這個問題看作是中國的大缺點。在經濟領域，這樣的不利因素可以通過較高的紅利來予以平衡或減弱，因為高額紅利可以成為承擔附加風險的理由，但在社會政治領域不會有這樣的贏利和成本計算方式。『非典』暴露出的行政和政治缺陷無法用其它方面的成就來進行補償。在首都實際置於隔離之下的同時，宣傳航天計劃又有什麼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