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联邦国防军的1000亿欧元都去哪儿了？

（德国之声中文网）也就在一年多前，肖尔茨刚上任两个月，在德国议会发表纲领性演讲并提出“时代转折”（Zeitenwende）这个概念。作为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回应，宣布德国军方将获得1000亿欧元专项基金用于装备升级。

6月3日，德国联邦议院(Bundestag)中右翼反对派与执政党联手对宪法进行修改，允许该专项基金可不受债务刹车政策影响，使用借贷融资等工具，这在联邦德国历史上前所未有。

自那时起，肖尔茨所在的中左翼联盟一直受到立场保守的反对派及批评者的猛烈抨击，他们表示德国军队并没有从这笔额外款项中受益。

“联邦国防军存在巨大赤字，而这场‘时代转折’甚至还没有开始的迹象。”基民盟（CDU）外交政策发言人基塞韦特（Roderich Kiesewetter）周一告诉《奥格斯堡汇报》：“军队已经等了一年，现在的匮乏程度比一年前更甚。”

作为回应，德国联邦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来自执政联盟自民党（FDP）的齐默尔曼(Marie-Agnes Strack-Zimmermann)向德国公共广播电台(Deutschlandfunk)尖锐地指出，在过去16年里，默克尔任内由基民盟领导的国防部“根本没有”为军队进行任何现代化改造。

齐默尔曼随后列举了她认为政府在过去一年里所取得的成就：从美国订购的F-35战斗机和重型运输直升机，以及用于推动军队现代化的数字化进程新举措。

德国国防部表示，1000亿欧元中的300亿欧元已被指定用于重大项目采购。欧洲盟友和德国国内对于在美国下了如此之多的大订单提出了批评，尽管最终大部分专项基金应该会留在德国，因为德国本身拥有强大的武器工业。

自民党的齐默尔曼也说，1000亿欧元不是一笔在一年内就可以被轻松花掉的数额。制造复杂精密的新装备需要时间。例如，首批8架F-35预计将于2026年交付（在德国联邦国防军飞行员接受训练期间它们将暂留美国），其余27架将于2029年交付。一些物资，如新的数字通信设备，将更快交付，而另一些物资则需等待更长时间。

钱越来越少

时间紧迫。借贷利息在一点点蚕食1000亿欧元。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国防专家洛斯（Rafael Loss）告诉德国之声，最初的估计是，专项基金中只有80亿欧元需要用于支付政府借贷利息。而现在由于利率上升，这一预估值已经上升到130亿欧元。因此，仅剩 870 亿欧元的实际资金可供支出。

除此之外，还有通货膨胀和增值税，这意味着，等到支付完所有额外成本，只剩下约500至700亿欧元可用于实际硬件购买。洛斯说：“把这笔钱放得越久，通胀和利息支付等因素消耗这笔钱的时间就越长。”

在某种程度上，洛斯认为政府本可以更快地采取行动。“在某些方面，联邦国防军去年一年是浪费了，”他说。“但新的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似乎正在加快推进很多事情，比如更换豹式坦克。”

皮斯托里乌斯（Boris Pistorius）一个多月前上任，他的前任、同为社民党的兰布雷希特(Christine Lambrecht) 辞职，部分原因是军队内部对她的领导能力不满。

新部长一直在推动增加军费：本周他表示专项基金不足以满足军队需求，并呼吁为国防部预算额外增加100亿欧元。但他的一些同事，包括社民党主席埃斯肯（Saskia Esken）在内似乎对这个想法不太热衷。

走向和谐

对德国军方而言，皮斯托里乌斯表现出的明显紧迫感是一个转变，多年来，德国军队在采购方面一直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德国安全与国防工业协会（BDSV）负责人阿茨波迪安（ Hans Christoph Atzpodien）在过去的一年里经常抱怨这一点，德国所有最大的重型军备供应商均为该协会成员，其中包括制造豹2型坦克的克劳斯玛菲魏格曼。

阿茨波迪安认为，军队庞大而复杂的采购系统，受制于遵守官僚主义规定以达到某种“完美主义”，往往意味着部队实际上没能得到他们所需的东西——他举了德国坦克兵的例子，他们没有其国际合作伙伴所使用的无线电设备，即使这些设备是被特别要求采购的。

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他告诉德国之声：“我必须表扬采购部门。在2022年12月就做出了精确采购该种设备的决定，即使是与一家德国公司——我们当然对此表示欢迎。”

这是一个转变。就在去年12月，阿茨波迪安还与政府高官公开争吵，后者指责军火工业应该更加努力提高产能。现在，双方似乎已经达成一致：“我们非常有信心，那些因预算和官僚程序而被延迟的订单现在可以适时向前推进了。”

复杂的采购生态系统

洛斯表示，采购的复杂性仍然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议会作为预算持有者、国防部、采购机构和武装部队之间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生态系统。”

他说，在冷战结束后，德国联邦国防军进入了一个不把速度作为优先考虑项的文化氛围中。他说：“存在一种巨大的风险规避心态，避免做错任何事情，避免花费哪怕多一点点的钱来加速采购流程。”

此外，洛斯认为，联邦议院成员所在的地区利益常常在采购决策中发挥作用——例如，巴伐利亚的议员致力于让总部位于巴伐利亚的航空公司赢得合同。洛斯说：“这会导致制定预算过程不太以军事需求为导向。我想在美国他们会称之为‘猪肉桶政治’（pork-barrel politics，又称“政治分肥”）。”

换句话说，肖尔茨提出的“时代转折”实际上是要让包括德国军队、其文化以及官僚机构在内的这艘巨型油轮调转方向。而一年时间不足以完成这一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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