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一”五年后：反恐与中美关系

几十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政策视世界局势、双边冲突的缓急以及内政气候的变化而在交往(Engagement)与围堵(Containment)两极之间摇摆。一般的规律是，每一届美国新政府上台之初，倾向于首先采取与中国对抗的态度，然而逐步过渡到采取实用主义的合作策略。例如，克林顿1997年连任总统后，把中国提升到“战略伙伴”地位。布什接替克林顿入主白宫后，把中国又“降格”为“战略对手”。2001年4月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使得中美之间关系更为紧张。

因此，当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主义沉重打击时，江泽民立即主动打电话给布什表示问候并对恐怖主义表示谴责，颇让人感到意外。与此同时，江泽民向布什承诺积极支持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中国领导层的这一向美国示好的行动在国内是有一定风险的，因为当时中国国内特别是青年人反美情绪高涨，不少人甚至在互联网上称“九一一事件”是美国咎由自取，是充当世界宪兵的霸权政策所付出的代价。

江泽民则从恐怖主义的挑战中看到了机会。他认为，从长期来看，如果中国要进行现代化，中国就不能放弃与美国的合作，而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恰恰是中共为自己赋予的使命。中共领导层认为，要想完成自己的使命，就必须打击“三种势力”，即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当然，中国也希望作为国际反恐联盟的成员，在打击分离主义，特别是在中国新疆出现的分离主义活动时，能够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并得到谅解。除此之外，北京还希望“反恐”为打击台独和打击法轮功带来更多的合法性。

显然，不管是在中国具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还是在具体的反恐行动中，布什都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例如，在打击巴基斯坦境内的塔利班势力和许多其它反恐行动中，中国都对美国有所帮助。布什对中国的配合当然要有所表示：2002年8月，华盛顿就把一个叫“东土耳其斯坦以伊斯兰运动”的维吾尔族人组织列上了恐怖组织黑名单。除此之外，中国想从“共同反恐”中捞取更多资本的算盘却基本上上落空了。

布什与江泽民在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到2002年底之间有过三次会面，这三次会面显然有助于改善两国间的关系和气氛。在此期间，美国在言辞上对中国也颇为友好，称与中国的关系是一个“开放的、具有建设性的伙伴关系”，这表明“交往”策略显然与“围堵”策略相比占了上风。

观察家认为，如果要为九一一事件五年后的中美关系做一个小结，那么这个小结对中国来说并不怎么鼓舞人心。五年来，中国并没有能够赢得美国更多的信任，美国人仍然把中国视为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最大挑战者。美国国会甚至准备提出一个法案，准备为所有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征收27％的保护性关税。

九一一事件之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局限在日本、韩国和其它一些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如今，中国西部毗邻的原“独联体”国家也成为了美国军事势力范围。虽然今年七月美国从乌兹别克斯坦撤出了驻军，但是仍然保留了在吉尔吉斯坦和阿富汗的驻军。美国在中亚的军事部署事先征得了俄罗斯的同意，却根本没有同中国打个招呼。

另外，九一一恐怖袭击后，日本也在美国的至少是默认下，借反恐的名义恢复了军事活动，等于是事实上逐步放弃了战后和平宪法的原则，这使得中国颇为恼火，但又无可奈何。

使中国感到不快的还有华盛顿取消了对印度的武器禁运，而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则依然如故。虽然印度至今没有在防核武器扩散条约上签字，美国还是在民用核能技术和航天技术等战略敏感领域与印度展开合作。美国其它一些肯定不会让中国高兴的动作还包括：为越南培训士兵，布什访问蒙古并承诺为蒙古提供每年两千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并且商定举行美国与蒙古的联合军事演习。

总之，如今中国的周边到处都有美军的身影，这就不奇怪，为什么九一一的五年后，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担心遭到美国的军事包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