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评论：中国经济处于通缩之谜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日前公布的一季度经济数据可谓好坏参半。亮眼的方面包括：GDP同比增4.5%，超出市场预估，尤其服务业同比增5.4%；社会消费品总额同比增5.8%，而上年四季度下降2.7%；进出口由负转正，同比增4.8%，其中出口增8.4%，进口增0.2%，扭转了过去5个月的连续下降；人民币贷款增加10.6万亿元，同比增2.27万亿元，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5.1%。在这些增长方面，3月份的数据尤其不错，比如3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达51.9%，连续3月位于扩张区间；非制造业PMI指数更高至58.2%，环比上升1.9个百分点。有待强化的方面包括：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加值同比降2.7%，私营企业仅增长2.0%，不及国有企业和股份制企业；16-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高达19.6%；CPI同比涨1.3%，其中3月同比增幅0.7%，PPI同比-2.5%。

多数经济学家预测中国今年第一季度的GDP增长将达4%，因此，4.5%的增幅确实让很多人对中国经济感到乐观，特别是消费的回升态势明显，对经济增长拉动在增强。3月的进出口也扭转了自去年10月以来的连续下跌，至少说明外贸这块最坏的形势已经过去。鉴于去年二季度的基数很低，今年二季度的经济增长大概率会比一季度高，中国政府制定的全年5%的增长目标应该能够实现。

扶不起的阿斗

然而，乐观的同时也带来很多不确定性。最近经济学界开始讨论起中国是否会进入通缩的问题。一季度的经济数据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这点，最主要的就是物价意外萎靡，涨幅不高。要知道，中国央行为了刺激经济，在过去一年对货币大幅放水。14个月里广义货币M2增加37万亿元，其中最近两月增加了9万亿元。截止3月末，M2余额281.46万亿元，同比增长12.7%，比上年同期高3个百分点。3月社会融资和信贷继续超预期多增，新增社融5.38万亿元，同比多增7079亿元；实体贷款新增3.95万亿元，同比多增7211亿元，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尽管如此，居民消费价格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这两个衡量经济冷热的数据，还像扶不起的阿斗一样，没能让物价快速上涨。2月CPI同比只有1%，环比跌0.5%，3月CPI同比涨幅进一步下降到0.7%，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则同比下降2.5%。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解释了一季度CPI涨幅回落的原因，主要受一些阶段性因素影响。如季节性因素，春节过后物价一般都有回落；部分食品价格走低，带动CPI回落；能源价格回落；汽车价格特别是燃油小汽车价格下降；以及地缘政治和疫情影响，造成去年同期价格基数较高等。他反驳了中国存在通缩的看法，认为不能只看到CPI价格有所回落，还要看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和服务价格，前者一季度同比上涨0.8%，较去年四季度回升0.2个百分点；后者一季度、同比上涨0.8%，比去年四季度回升0.3个百分点。另外，也要看经济运行价格变化以及GDP缩减指数，这两项一季度也是小幅上涨，涨幅比去年四季度回升。综合这些情况判断，他的结论是不存在通货紧缩。

显然，这位统计局的新闻发言人对通缩的看法秉持的是一种传统观点。通货紧缩的典型定义是，物价总水平持续下降，同时伴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减少和经济衰退。从中国一季度的经济数据看，似乎不符合通缩定义。不过，现在学界讨论的中国通缩问题是一种非传统或者非典型的通缩，学者们针对的正是中国超发货币，可是物价只保持温和上涨，甚至温和上涨都谈不上这种特殊情况，它是违背经济学关于通缩定义的，让学者们有些迷惑不解，因而试图去厘清其中的逻辑。

不可思议的改变基本规律

物价的涨跌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基本的是供求关系，但是，它既然表现为一种货币现象，那么货币投放量的多寡，本身也会影响乃至决定物价走势。市场上投放和流通的货币过多，必然会带来局部乃至全局性的物价上涨，反之则会造成局部乃至全局性的物价下跌。这是一个常识。比如，美国在疫情中由于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出现40多年来的高通胀，以致美联储不得不暴力加息。可即便如此，美国物价仍然很坚挺。中国过去一年大幅扩张货币，物价却只表现为小幅上涨，且涨幅在最近一、两月还降低，如果这个现象成立，它将颠覆经济学关于货币发行与物价上涨的基本规律，好比物理学的基本定律被改变一样，是不可思议的。

事实上，一些学者说中国经济正陷入通缩，不仅仅看CPI的低迷表现，也包括失业率仍处于高位，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状况几乎没有改善，家庭债务规模持续扩大等。经济通缩的另一说法，是经济衰退或者萧条，通缩的程度等同于衰退的幅度，而经济衰退的直接表现就是企业开工不足，失业率高企。中国经济在一季度虽然增幅达4.5%，看起来不错，但是分析其经济成分会发现，外资这块创造的GDP同比下降了2.7%，私企只增长2.0%，可见，4.5%的增长主要是由国有企业和股份制企业创造的。

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增幅靠的是私企和外资，这两者也是就业和国民财富的蓄水池，当它们欣欣向荣，蓬勃发展时，多半预示中国经济持续向好，高速增长。一旦由国企来带动经济增长，表明中国经济的结构出了问题，私营企业的活力丧失，民间投资不活跃，经济整体处于萧条或半萧条的状态。

目前中国经济总体呈现的正是这种状况，所以失业率仍然高达5.4%，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接近20%，和去年几乎没有什么改善。就业和收入是直接挂钩的，失业率高，借债度日的家庭也就增多。因为生活毕竟要过的嘛，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长期的高增长带来了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升级，要他们消费降维有一定难度，因此要维持生活水平的不降低或者降低幅度不大，就只能负债消费。根据央行统计，截至去年底全国负债人数达7亿，剔掉老人和小孩，中青年负债人数占比在80%以上，早在2020年底，中国居民的债务余额与可支配收入之间的比例高达137.9%，而同期美国是95%；同年，中国居民债务还本付息额/可支配收入高达15.0%，美国为7.5%。人们常讲美国民众是借贷消费，寅吃卯粮，而中国民众喜欢存钱，以备未来之患，现在中国民众依然喜欢存款，但从这个负债规模和比例看，寅吃卯粮的现象也比美国严重。

“上身”和“下身”的问题

失业率高，家庭负债规模大，不仅会影响当下的经济发展，如果这种现象得不到改正，也会影响未来的经济增长，而它要得到改善，又取决于经济增长，这就类似一个鸡生蛋和蛋生鸡的关系。对于中国经济目前这种看似难解的现象，学者们也在寻找原因。在我看来，用明晰的语言，对此现象做出最准确解释的是清华大学教授、社会学家孙立平。他在自己的一篇博客文章中分析了该问题，把它解释为中国经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二元结构，可称为淤塞型通缩。这个新二元结构一元叫国计，一元叫民生，有点类似人的上半身与下半身。国计的部分包括解决卡脖子的高科技和高端制造业、出口产品中升级的高端部分、专精特新、军工及政府部门等，是比较重要的高端部门；民生部分则是那些与人们日常生活相联系的部分。他认为市场上看起来充足的货币主要去了国计部分，也就是在上半身循环，尤其是制造业中的高端部分和政府部门，而在民生部分或下半身流入的就比较少，所以人们感受到失业、收入下降、债务压力、预期变坏。总之，足量的货币在二元结构中淤住了，物价就处于萎靡状态。

孙立平对此开出的药方是，打通二元结构，在不能完全打通的情况下，至少重心往下端的民生部分下沉。也有经济学者建议中央政府要激活国有企业的动能，中国国企的资产总规模高达200多万亿元，释放其中的10%即可解决目前的地方债务危机。也许，中国经济处于通缩有些严重，准确地说，是刚刚开始进入通缩，如果采取正确的做法是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的。一季度消费的提振和3月进出口的好转，都是有利因素，但要使中国经济不锁定在通缩当中，根本上还是要激活民间资本、外资以及企业家们对中国未来的预期和信心。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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