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ilings Biographie über Liu
2011年1月14日
記者：忽然寫《劉曉波傳》的原因何在？
貝嶺：不是忽然寫，因為21年前我就寫過跟劉曉波最早交往的三年回憶，那篇文章在劉曉波獲獎之前被《法蘭克福匯報》發表，（德國的）出版社看到這篇文章後通過漢學家找到了我，出版社就是希望在劉曉波獲獎之後，在聖誕節之前有一本書告訴德國人。我正好在寫我自己的回憶錄的時候已經整理出來幾萬字的和劉曉波有關的筆記和內容，後來我發現我手上有關劉曉波的東西已經很多了，我就試一試繼續把這本書完成，所以它並不是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完成的，但是卻在最後一個半月的時間內徹底地變成了一本書。這本書就成了除中文之外的第一本（《劉曉波傳》）。
記者：以什麼身份在寫這本傳記呢？
貝嶺：其實我是他的老朋友，我不是他最親密的朋友，因為我們畢竟有十年沒再見過面，我們最後一次通電話是在入獄前的一年。我說是老朋友是我認識他的時候很多人還不認識他，我們又是同事，我們是哈維爾自傳的中文翻譯，中文出版裡，劉曉波最早是我的推手，我當時創辦中文筆會，他是我最主要的支持者和國內組織會員的人。也就是說我們就是文學同事和筆會同事，他是我哈維爾自傳最主要的幫助者和促成者。這些歷史使我和他的關係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朋友關係。但應該說，在後來這些年，我不是他最親密的朋友，因為不在一個國家了，也有很多分歧，我對他的很多方式不支持不贊成，主要是在筆會以後。他對於我也有很多的批評。也就是說，我們從來都是直言不諱的老朋友。老朋友的優點是可以直言不諱，而好朋友就很難，因為涉及到利益關係，這種關係我們沒有。
記者：劉曉波並不知道您給他寫傳？
貝嶺：那當然，當我決定寫的時候想告訴劉霞，但她已經失去了與外界聯繫的方式，她恐怕也收不到我的郵件，我們倆最後一次通email是2010年的7、8月左右。劉霞看到我21年前寫的那篇回憶錄，她很感動，她覺得劉曉波和他的老朋友又回來了。
記者：以您對劉曉波的認識，您認為他知道您給他寫傳了會有什麼反應呢？
貝嶺：我想，我跟他之間是非常直率的友誼， 而且認識那麼多年，其實彼此之間用他的話講就是"不玩虛的了"，我唯一關心的事裡面有沒有對他來說不真實或不準確的。劉曉波看完以後，他通過他人眼中的"我"，他本身受過存在主義哲學影響，他人眼中的我其實是最好讓你看清自己的(我)。不是你心目中的你，也不是崇拜者心目中的你，也不是大弟子余傑心目中的你，就是一個你曾經的老朋友或者說現在又回來的老朋友寫你。
記者：這本書的重點是什麼？
貝嶺：最大的重點就是我今天在討論會上說的六四。其實嚴格上來講，這本書是由大量的資料鋪成重要歷史事件裡的劉曉波，其實這本與其說是劉曉波傳，到不如說通過劉曉波我來探討知識分子在中國歷史裡產生的影響和作用的審視，它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傳，因為對於那些細節我並沒有花太多時間，比如劉曉波的父母叫什麼，他的兄弟姐妹，他童年的生活怎麼樣，這些我都沒有花時間去討論，我更加著魔於他在重要事件裡做為如此豐富複雜的一個人的特點。這個特點才是我這本書想要呈現的。也想通過劉曉波呈現後面很多當代中國的知識分子以及當代中國的歷史。而且我還常用第一人稱寫，寫我和他。所以說不是傳統的傳記，但確實涵蓋了他一生裡的主要生活。
記者：您的眼中，劉曉波在生活裡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
貝嶺：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就是一個毛病極多的一個傢伙。比如說他不愛洗澡，抽煙抽得滿屋子煙味兒，亂七八糟，但是當他離你很遠的時候，你又覺得這是他很可愛的地方，就是說他很本色。他那喜歡口若懸河，背名言，人越多越不結巴，這些都是他的特點，從私人角度看的東西。
記者：您11月份去台灣在北京轉機的時候被強行遣送回德，寫這本書會不會多少有些顧慮呢？因為可能會帶來更多的不便。
貝嶺： 沒有，那沒有。我只是說不要再以這種方式經過北京，感覺就是比較意外，因為我沒有準備，感覺他們隨時可能讓我消失，這是我的意外，但是沒有任何人擋得住我寫的書。不管是寫他還是寫其他人。我覺得寫劉曉波是意外，如果不是他獲諾貝爾和平獎，他將只是在我的回憶裡一部分、幾萬字探討劉曉波。
記者：那作為"老朋友"，他獲諾獎的時候您有什麼感受呢？
貝嶺：他獲獎的時候，我非常意外，因為沒想到劉曉波這麼快就獲獎，因為一般提很多年才有可能。甚至我認為他需要的是自由，不是桂冠，自由比桂冠重要。現在我想，劉曉波獲獎以後可能離自由更遠了。但是我很快就認為這個獎對中國的反對運動從抽象意義上是個巨大的鼓舞，而且我們看到產生了像衝擊波一樣的（影響），在媒體和網路沒有控制的那一個星期裡，我每天都會注意這個變化。
採訪：安靜
責編：李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