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ilings Biographie über Liu

记者：忽然写《刘晓波传》的原因何在？

贝岭：不是忽然写，因为21年前我就写过跟刘晓波最早交往的三年回忆，那篇文章在刘晓波获奖之前被《法兰克福汇报》发表，（德国的）出版社看到这篇文章后通过汉学家找到了我，出版社就是希望在刘晓波获奖之后，在圣诞节之前有一本书告诉德国人。我正好在写我自己的回忆录的时候已经整理出来几万字的和刘晓波有关的笔记和内容，后来我发现我手上有关刘晓波的东西已经很多了，我就试一试继续把这本书完成，所以它并不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但是却在最后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彻底地变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成了除中文之外的第一本（《刘晓波传》）。

记者：以什么身份在写这本传记呢？

贝岭：其实我是他的老朋友，我不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因为我们毕竟有十年没再见过面，我们最后一次通电话是在入狱前的一年。我说是老朋友是我认识他的时候很多人还不认识他，我们又是同事，我们是哈维尔自传的中文翻译，中文出版里，刘晓波最早是我的推手，我当时创办中文笔会，他是我最主要的支持者和国内组织会员的人。也就是说我们就是文学同事和笔会同事，他是我哈维尔自传最主要的帮助者和促成者。这些历史使我和他的关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朋友关系。但应该说，在后来这些年，我不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因为不在一个国家了，也有很多分歧，我对他的很多方式不支持不赞成，主要是在笔会以后。他对于我也有很多的批评。也就是说，我们从来都是直言不讳的老朋友。老朋友的优点是可以直言不讳，而好朋友就很难，因为涉及到利益关系，这种关系我们没有。

记者：刘晓波并不知道您给他写传？

贝岭：那当然，当我决定写的时候想告诉刘霞，但她已经失去了与外界联系的方式，她恐怕也收不到我的邮件，我们俩最后一次通email是2010年的7、8月左右。刘霞看到我21年前写的那篇回忆录，她很感动，她觉得刘晓波和他的老朋友又回来了。

记者：以您对刘晓波的认识，您认为他知道您给他写传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贝岭：我想，我跟他之间是非常直率的友谊， 而且认识那么多年，其实彼此之间用他的话讲就是"不玩虚的了"，我唯一关心的事里面有没有对他来说不真实或不准确的。刘晓波看完以后，他通过他人眼中的"我"，他本身受过存在主义哲学影响，他人眼中的我其实是最好让你看清自己的(我)。不是你心目中的你，也不是崇拜者心目中的你，也不是大弟子余杰心目中的你，就是一个你曾经的老朋友或者说现在又回来的老朋友写你。

记者：这本书的重点是什么？

贝岭：最大的重点就是我今天在讨论会上说的六四。其实严格上来讲，这本书是由大量的资料铺成重要历史事件里的刘晓波，其实这本与其说是刘晓波传，到不如说通过刘晓波我来探讨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里产生的影响和作用的审视，它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因为对于那些细节我并没有花太多时间，比如刘晓波的父母叫什么，他的兄弟姐妹，他童年的生活怎么样，这些我都没有花时间去讨论，我更加着魔于他在重要事件里做为如此丰富复杂的一个人的特点。这个特点才是我这本书想要呈现的。也想通过刘晓波呈现后面很多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及当代中国的历史。而且我还常用第一人称写，写我和他。所以说不是传统的传记，但确实涵盖了他一生里的主要生活。

记者：您的眼中，刘晓波在生活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贝岭：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就是一个毛病极多的一个家伙。比如说他不爱洗澡，抽烟抽得满屋子烟味儿，乱七八糟，但是当他离你很远的时候，你又觉得这是他很可爱的地方，就是说他很本色。他那喜欢口若悬河，背名言，人越多越不结巴，这些都是他的特点，从私人角度看的东西。

记者：您11月份去台湾在北京转机的时候被强行遣送回德，写这本书会不会多少有些顾虑呢？因为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不便。

贝岭： 没有，那没有。我只是说不要再以这种方式经过北京，感觉就是比较意外，因为我没有准备，感觉他们随时可能让我消失，这是我的意外，但是没有任何人挡得住我写的书。不管是写他还是写其他人。我觉得写刘晓波是意外，如果不是他获诺贝尔和平奖，他将只是在我的回忆里一部分、几万字探讨刘晓波。

记者：那作为"老朋友"，他获诺奖的时候您有什么感受呢？

贝岭：他获奖的时候，我非常意外，因为没想到刘晓波这么快就获奖，因为一般提很多年才有可能。甚至我认为他需要的是自由，不是桂冠，自由比桂冠重要。现在我想，刘晓波获奖以后可能离自由更远了。但是我很快就认为这个奖对中国的反对运动从抽象意义上是个巨大的鼓舞，而且我们看到产生了像冲击波一样的（影响），在媒体和网络没有控制的那一个星期里，我每天都会注意这个变化。

采访：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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