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一”与俄美关系

问：“九一一”之后相关的问卷调查显示，许多俄罗斯人希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能够对莫斯科解决车臣问题的手段更多一些理解。是这样吗？

舒尔茨教授：当人们谈论到西方时，一方面是国家之间的区别，另一方面就是政客，媒体以及公民之间的区别。美国和英国对车臣问题基本上是持批评态度的，因为他们对北高加索地区事件的评判不能依照客观现实的标准。而与俄罗斯接壤的一些西方国家——或者出于经济合作的原因，或者因为文化交流更多——能更好的理解莫斯科方面在车臣地区的行动。

问：德国呢？

舒尔茨教授：德国属于第二阵营，虽然对车臣问题意见分歧也比较大。媒体对于俄罗斯的报道是负面的，甚至可以说他们热衷于报道这个国度的发生的可怕事件。有关车臣的正常生活和地区稳定的报道只是三言两语，因为他们觉得而那些关于恐怖袭击和侵害人权的报道更“卖座”。

然而德国人对于俄罗斯认识的并不只是负面的，对此感兴趣并愿意思考的德国人认为，车臣事件并不像一副黑白图画那么简单，而是非常复杂，很难去寻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从政治层面上来看也分成两个阵营。一个阵营深受俄罗斯恐惧症的困扰，害怕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借口车臣问题来抨击现任的政府，而另外的一个阵营则认为西方国家需要一个经济上强大、政治上稳定的俄罗斯。

问：如今的联邦政府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舒尔茨教授：在施罗德时期定位分明：俄罗斯是德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合作伙伴，因此对俄罗斯内政方面的批评非常有节制，其成果便是换来经济上的大型合作项目，比如说波罗的海的天然气管线。

而默克尔对这种双管齐下的政策则持怀疑态度：一方面，她迫于本党派和自民党方面的压力，要对俄罗斯的内政持批评态度，另一方面，自从她执政以来，也把改善德国经济状况方在首位，她也认为德国经济的发展也并非和俄罗斯方面全无关系，总体来说：德国在车臣和人权问题上并非中立，但是表现出理解。

问：许多人权分子和对政府不满的俄罗斯政客警告人们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利用“国际反恐”作为借口来开脱其在车臣的行动，这种担忧确实有道理吗？

舒尔茨教授：这种忧虑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但是，车臣这个话题在俄罗斯社会重要性已经消退。首要原因在于，普京让冲突“车臣化”，即表面上看，是车臣的地方政治家管理着这个共和国，所有的斗争都是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也就是说，莫斯科和以往一样对车臣所发生的事件负有责任，但同时也与此划清了界限。

而另一方面，现在是其它事件对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中首先是议会选举以及普京继任者的问题。

问：“九一一”之后最大的规模和最严重的恐怖袭击发生在俄罗斯，这中间有关联吗？

舒尔茨教授：中间肯定有联系，但并非很清楚。基地组织的活跃赋予车臣冲突另外的一个思维方向。原先是反叛者追求车臣独立，而现在是宗教和民族问题则充当了决定性的角色。可以这样说，俄罗斯国内的冲突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恐怖主义已经国际化。然而，我想指出的是，国际化与其说是“九一一”立即造成的后果，不如说是之后产生的效果。很有可能，这种国际化不管有没有“九一一”都会发生。

问：“九一一”之后俄罗斯加入了“反恐联盟”，俄罗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从此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吗？

舒尔茨教授：“九一一”之后俄罗斯加速成为了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精英。此前俄罗斯一直被是被边缘化的角色，但是“九一一”之后西方国家认识到，一些国际冲突没有俄罗斯就难以解决。

问：“九一一”之后曾经有一种看法，认为俄美两国基于反恐的共同利益将会改善关系，并且两个大国在苏联解体之后在前苏联地区不再作为竞争对手，事实如此吗？

舒尔茨教授：“九一一”之后两国关系立刻得到了改进。美国要在中亚驻扎空军，俄罗斯方面接受了，因为美国承担起了在该地区同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恐怖分子和毒品运输做斗争的任务。但是美国并不满足于仅仅以“武夫”的形象出现在该地区，而试图对中亚地区，比如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等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施加影响，克里姆林宫对此无法容忍，于是竞争又开始了。

而最终使得俄美关系恶化的是“霍朵科夫斯基事件”。石油大亨霍朵科夫斯基的被捕被美国认为是压制民主、侵犯私人财产的象征。华盛顿与莫斯科的团结很快就瓦解了。

我不认为这两国关系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得到改善。两国之间总有新的问题出现，比如说对伊朗问题的不同看法。但是美国也意识到，俄罗斯对解决这种冲突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各种对话将会继续。